南宫娱乐-足球场上胜负未卜：豪门对抗去留无定

　　来源|地平线NON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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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作为中国留日学生足球场上胜负未卜：豪门对抗去留无定的王选在日本关西的旧书店里足球场上胜负未卜：豪门对抗去留无定，看到装在匣子里的、厚得像两块砖头的《岚兵团步兵第百二十联队史：血泪的记录》。“岚兵团”，一个特别的名字。血泪记录，里面会有什么？

　　2007年，一个朋友拿着一本叫《血泪忆衡阳》书找王选，说这是一个可以拍成《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战争大片的题材，嘱王选将它翻译成英文。

　　1944，衡阳会战。历史在现实中交集。三十多年来在日本游学、打细菌战索赔官司，王选搜集到大量日文日军参战部队的部队史、参战部队人员撰写的战记和个人回忆录，梳理下来，参加过衡阳会战的日军战史几乎全部找到。包括那部页码达到2000多页、上下两部的《岚兵团步兵第百二十联队史在所有战史》。

　　1944年的衡阳，可以说是一块弹丸之地，整个城区宽东西不过500米，南北长也只 有1600米。然而中日双方却在此鏖战47天，创下了中国八年抗战中的奇闻。衡阳，这个在中国文化中以大雁南飞，回断衡阳为名的大陆地理标志，成为饱浸战争苦难之城。

　　血泪衡阳，当中日双方回忆这场厮杀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血泪二字。

　　194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中国衡阳守军第10军预10师30团3营营长蒋鸿熙在曲江国民29军的医院里，拖着一条从衡阳逃出的残命和一条在衡阳被打断的残腿，完成他在战斗开始前的想法——记下衡阳之战。“我自己在写，自己在看，自己在哭”。“好久了，总感觉到骨鲠在喉似的，时时觉得不吐不快，就是这一点宣泄欲——毋宁说是责任感——迫使我忘记羞恧，忘记了惭愧。”

　　战友们都已经变成了杂草丛中的白骨，其中包括曾经也想记下衡阳之战的周燊桑营长和李春华参谋。他们一个被炮火吞噬一个被俘后下落不明。蒋鸿熙觉得他是在替他们写。“万一这两个可怜儿都成了不见天的枯骨，那这次衡阳会战，或许根本就没有血肉的记载，与真实的报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抗日战史上一巨大损失，而可怜的是，我自己又没有这差不多的力量，来完成他们的遗志，弥补这点损失。”

　　正如蒋鸿熙所预料的，这部《血泪忆衡阳》成为现存于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第一线战斗员的纪录，成为最鲜活的来自战壕里的见证。它的弥足珍贵处在于它不同于战争之后，特别是解放战争之后的回忆录，有很多已经因为时间长久而漶漫不清或者受制于意识形态而使真实性受损。

　　对照《血泪忆衡阳》的战地纪录，翻阅日军参战部队的部队史与联队史，一对半个多世纪前的宿敌又碰撞到了一起。这一次不是血肉之躯的厮杀而是战争记忆的冲撞。衡阳之战的点点滴滴，在战后68年的今天拼接在了一起。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视角：敌对的双方——攻城与死守，力量对比与战场布局，运筹帷幄与调兵遣将，奋战厮杀与心理战术，饥饿、伤残、死亡、恐惧，灵与肉，血与泪一一摆出来，对照、比较，看胜与败的天平如何左右摇摆，看战场战机如何稍纵即逝，看冥冥中战神如何掷下命运的骰子。战争结束后，大陆、台湾、日本因为战争而分隔长达30多年之久，衡阳之战，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战史纪录。现在，一切都拼接了起来，一切都活了过来。

　　68年前的夏天，68年前的7月，68年前的今天，68年前的此时。

　　衡阳。

　　1944年8月8日，衡阳城破。日军从北向南打进衡阳，又从西向东打到湘江边，整个衡阳的守卫线被洞穿。

　　中国守军虽然已经宣布放弃抵抗，但衡阳西部的防御线上的战士还在战斗，衡阳守军的指挥系统被打断，阵地上的战士并不完全知晓战局的变化。

　　日军主攻衡阳的68师团作为胜利者进入了衡阳城，但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呆住了。

　　“其时，衡阳已是一片瓦砾，连老鼠都一只不剩，鸟雀也被打伤，电线杆子上的弹孔像蜂窝似的”。

　　鸟都打伤了。

　　老鼠都打没了。

　　全城没有一片树叶是完整的。

　　城内5万栋以上房屋，较完整的仅存7、8栋，尚能勉强住人的不到60栋。

　　“走到哪里都是尸体，散发出恶臭，地下病房里，还有数百名伤员因为没有药物医治，在痛苦中受折磨。所谓胜败不过差一层纸。”

　　这是一座完败之城。除了死亡、伤痛、破败之外，依然倔强地透露出些许的尊严。战壕犹在，不屈对抗的痕迹犹在。“市街上布设着通往各阵地的交通壕，阵地与指挥所间，连接着无数的有线通信网络。”

　　“野战医院里，有数百名官兵的尸体已经烂成一半白骨，整整齐齐的横躺着，排列成数行。”

　　作为胜利者，日军的死伤数倍于守军。“衡阳一占领，我就赶紧进城了。街上的建筑成了瓦砾堆，满街都是敌我的尸体，还有伤兵，连插脚的空隙都没有。炎热的八月酷暑天里，堆成山似的尸体烂得污七八糟的，强烈的臭味，让我不敢透气。伤兵的伤口也在腐烂，爬满滚滚蠕动的蛆虫。”日本《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益井康一的观察，定格了这场苦难的战争。

　　“所谓胜败不过差一层纸”，胜利者没有喜悦心情，而是发出如此深沉的感慨。衡阳会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无所谓胜负，只不过由日军先捅破了这层纸。

　　进城后，饥饿的日军搜遍全城寻找食物，但除了在一家酱坊里找到一些剩下的酱油和酱以外，什么也没找到。衡阳的攻取，使日本大本营如释重负。但是攻占衡阳的日军部队中霍乱等传染病连连发生，野战医院里住满了疟疾、赤痢、伤寒病人，特别是霍乱病人，还有伤兵，没有必须的医药和食物供应，自己动不了去寻食的，就会饿死。一天死十几个，也有医院一天死几十个，每天要挖坑埋尸体。

　　日军部队里霍乱一直到11月气温下降，还在持续，包括主持战局的日军11军总司令横山勇也感染了痢疾。

　　这样的胜利是日军没有想到和难以接受的。

　　“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

　　“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

　　“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桧第六十八师团史编纂委员会：《桧第六十八师团史》（日）

　　战时的衡阳实在是一个袖珍小城。三条江——湘江、蒸水、耒水和两条铁路——湘桂铁路、粤汉铁路，缠绕在衡阳腰上，城东湘江东岸有一个美军飞机场。狭长的地貌很像一枚枣核。

　　由于战争，这个小小的城市集中了很多从上海、汉口等迁移来的工商业和金融业。衡阳当时的财税收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占据第3位，仅次于重庆和昆明。

　　6月1日，国民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衔蒋介石死守衡阳十天至多两个星期之命，率主力从衡山达衡阳城。全城欢迎，鞭炮声响彻云霄。此时的衡阳完全没有一点大战将至的气氛。

　　“多么繁荣的市面啊！真是车水马龙，百货俱全。我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词语可以形容这热闹的场面，只可以套用两句话来包括“目不暇接，惊心荡魄”。”十军10师30团2连连长蒋鸿熙着实被衡阳繁华吓一了跳：警备司令部的附近“人肉市场”，“粉百黛绿”争奇斗艳。“三星！四喜！”酒楼上欢呼畅饮，像战士们操练喊叫的口号；旅馆里胡琴，京调，小曲和一阵阵的浪笑传到大街上，震人耳鼓。40多天后，衡阳沦为苦难之城，那世俗的繁华竟成为弥足珍贵、再也不可追寻的记忆了。

　　长沙失落，衡阳始惊。6月18日，长沙陷落当天，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紧急下令疏散城内30万居民，20万难民。6月20日，经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号召(赵君迈解放后被镇压)，23000余名市民组成弹药队、工事抢修队、消防队、伤病服务队和收尸队等，支援第十军守备衡阳。

　　仓促准备战争，加上衡阳本身狭小地域，有人判断，衡阳最多可守三天。

　　对于日军来讲，是挟着战长沙之势，追着国军的溃兵一路到衡阳，如狂涛怒下。英国作家威尔逊如此描述，日军“来自指南针上之任一方，只有南方例外。”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们遭遇了衡阳这枚坚硬的小小枣核，花47天，经三次总攻才勉强吞下。

　　““啊，总算”，“终于胜利了”，大家的眼睛里流下了欣喜的眼泪。真是感慨的瞬间，敌我共同焦虑等待的瞬间。交战的枪声渐渐稀落，说明重庆军是降伏了。从毁坏的阵地堡垒、坍塌的民房、交通壕里，三三两两的探出脑袋来，要亲眼看一看白旗，每个人胸中百感交集，撕心裂肺的号泣，伤心恸哭起来。史上少见的大远征战，规模不亚于徐州会战、敦刻尔克的大攻防战。终于，一共进行了三次的衡阳总攻击打上了休止符。”

“方先觉壕”绊倒“一号作战”

　　奉令守卫衡阳的中国军队第十军誉为“泰山军”，时辖兵力约4个师：3师、预备10师、190师（仅一个团完整，余为干部）、暂编54师（仅一个营），加上配属部队：第5军48师战车防御炮营1个连、第46军炮兵营1个连、第74军野炮兵营1个连，总共18，000人。

　　日军集结兵力36.2万，马匹约6.7万，汽车约9，500辆。

　　日军一个师团附特种兵后续队可能有2.5万人的兵力，有时候根据战况灵活拆分，兵员可达4万人。而国军一个师通常只有兵员六、七千人。据日本军史资料，若以炮力为中心，比较日军1个师团与中国军队1个师的战斗力：日军常设师团为100，预备师团62 ，警备师团44，中国军队1个师则是16。 按照这个比例，日军1个联队可以对抗蒋介石直系军1个师。日军一般编制：1个师团下属3个步兵联队，或2个步兵旅团；1个步联队下属3个大队，1个旅团下属4个大队。还不包括野炮、山炮、化学等部队。美国《时代周刊》特约记者白修德说，这支军队能与日军对阵6年并还活着已经是奇迹，而指望打胜仗那未免期望过度。

　　包括衡阳会战在内的“一号作战”，被日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日11军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称为“旷古之大作战” 。一号作战后来调动兵员达到了51万人，超过当年日俄战争动用兵员的2倍，所以被称作是“亘世纪之大远征”。战争准备从1943年开始，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马匹约10万匹、汽车约1.5万辆、火炮约1500门，战线是从中国大陆河南省的黄河，经由湖南省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为此日军进行了航空兵改组，第一次在中国使用了装甲兵团，从国内调集桥梁、工程人员，将转运南太平洋战场的兵力留下来，并第一次从关东军调用一个师团。

　　日本的准备无可比拟。飞机每月预定补充50架、航空油料足够半年，空军弹药够用两年。在衡阳开战前一线，情报工作已经作到绘制衡阳每一街区的地图。而1944年的国军，在史迪威看来：一，平均每师不是一万人，而最多不过五千人。二，士兵不发饷，没有吃的，营养不良，百病丛生。三，兵器陈旧不适用……

　　一号作战背景源自于日本太平洋战场中途岛战役的失利，还有美国新型轰炸机B29投入对日本本土轰炸。

　　1943年，美军B29大型轰炸机开始投入实战，飞行距离2600公里，炸弹载量达到5吨。11月10日，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在成都建数个飞机场，用于配备B29轰炸机。11月25日，9架B25与6架P38轰炸机从江西省遂川空军基地出发，袭击了台湾新竹的日军海军基地。这是美军轰炸机首次从中国大陆出发，袭击日本。

　　“一号作战”计划目标：1．歼灭敌方空军基地，封杀其空袭日本本土的企图；2．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沿线地区，确保与南方军保持陆路联系； 3．击败敌方的中央军，粉碎国民政府的续战企图。

　　中日研究者认为，一号作战的战略构想远远超过这一目标。日本实际上在考虑构筑一个“绝对国防圈”，打通京汉与粤汉路，即使太平洋战争失利、日本本土被侵占，日军依旧可以与南方军队保持联系并依托中国大陆进行战略反攻。

　　1944年1月24日，日本天皇下昭，亲自按下一号作战启动开关。

　　集聚了日本全部力量的战争怪兽，轰隆隆奔向中国。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接着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围攻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在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摆开阵地，准备与日军进行一场大战。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国军不堪一战。日军6月16日围长沙，仅一日，就攻占了长沙西部的岳麓山高地，然后居高临下用炮火猛轰长沙，18日，长沙陷落。

　　直到5月末，中方对日军的行动都似乎没有做出准确判断。5月26日，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提及：“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到我今后的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

　　5月29日23时，蒋介石才亲自电话告知方先觉固守衡阳十天至两周的准备。并嘱：“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

　　日军计划乘中国军队未及完成防守之时，乘胜追击，迅速攻克衡阳，其68、116师团各部队、34师团218联队主力，仅带一个星期的口粮，像离弦的箭一般急速挺进衡阳。

　　6月22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衡阳，投掷燃烧弹，造成湘江两岸大火。68师团强渡衡阳以东的耒水，从衡阳城南向北进攻，116师团则从西向东进攻。

　　双方一接火，日军立即感到遭遇到“在中国战场上从无有过的如此准确、密集的猛烈火力还击”。6月28日 10：30左右，中国军队迫击炮的集中炮火，击中了正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的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及参谋长等军官。发炮的是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当他发现正南方约800米欧家町小高地上有多人聚集观察，断定为日军军官，立即命令全连8门炮集中射击。

　　这一炮打得日军大惊失色。日军到7月2号不得不停止进行了10天的猛烈攻城。尽管十天来日军使用了空中轮番轰炸、炮轰阵地、施放毒气弹、采用人海战术等强攻措施，还是不得不承认挫败。是什么样的一支军队，具有如此的专业精准军事力量和顽强精神？

　　此时，日军各部队得到情报，守备衡阳的是中国军队第十军，其指挥官“方将军是1941年秋冬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作战时死守长沙的一员猛将（当时方为第十军预备第10师师长），在1943年初冬的常德作战时任第十军军长，曾向常德南侧增援，具有于我11军特别是3师团交战的经验。”

　　原来是遇到了老对手。

　　方先觉自知1.8万兵力，难抵数倍日军，因此主动放弃衡阳城外能容四个军的外围阵地，而将守卫圈缩小到城南丘陵阵地江西会馆、五桂岭、张家山、枫树山、虎形巢一线和城西阵地汽车站、天马山、西禅寺、瓦子坪、清山街一线。这意味着方先觉已抱定死守衡阳不留后路的决心。日军从北方长沙抵达衡阳，方先觉预判日军将不会直接从北方进攻衡阳，而是渡耒水从南、西方向进攻。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在南部丘陵地带，方先觉将五桂岭、张家山等面敌高山挖去半壁，形成直立90度、深3-5米的沟壑，壑底下放置钉满铁钉的门板，再放进水。壁顶设碉堡，各碉堡间构成侧射的交叉火力，封锁山谷。碉堡之前设手榴弹投掷壕，战士可以两两配合将手榴弹投向壕底的敌人。火网前设置坚固复杂障碍物，布下地雷；各阵地有掩盖交通壕通主阵地，直达市街中心，第十军指挥部设在城区唯一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央银行地下仓库，那里发出的指令使整个衡阳城成为一大要塞式综合阵地。

　　日军在这种战壕面前根本无法推进，叠罗汉，搭人梯，常常还没有攀登到半壁，便被中国守军逐壕扫荡。后来干脆赤裸上身，以自己伙伴的尸体当阶梯向上冲锋。

　　白修德如此记述道：“奇迹般的，在衡阳，第十军顶住了。他们被团团围住，无路可退，但是勇敢的拼死战斗，像是当年上海。”

　　“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后来，死伤惨重的日军，得知阻挡他们前进的守卫工事有一个名字，叫做“方先觉壕”。

焦土衡阳，焦点衡阳

　　日军攻城47天，实际上分三个主要攻击波。第一轮从6月28日起，到7月2日终。这一次日军欲急袭拿下衡阳，先以飞机轰炸、炮火轰击与毒瓦斯袭击，待守军陷于半瘫痪状态，三四百人一组，赤膊轮番冲锋，实行“接近战术”和“肉弹主义”，两军完全靠刺刀、手榴弹冲来杀去。衡阳城南五桂岭、枫树山、张家山阵地，入晚即成火山，夜间于高处视之，全阵地似一条火龙翻腾滚转。中国守军在野山炮数量上远不及日军，但士兵的手榴弹投掷特技配合“方先觉壕”发挥了超常威力。这几天里，每天要消耗两三万颗手榴弹。几天下来第10军伤亡4000余人，日军伤亡达16000以上。守军阵前日军遗尸堆积如丘，血流地赤，炎阳炙晒，奇臭无比。湘江对岸的飞机场，每晚都燃起一堆堆火，那是日军在焚烧前一夜战死的尸体，晚风中可以嗅到血腥和令人作呕的尸臭。

　　第二次攻击始于7月11日，持续10天。对于中日双方来说，这都是极其艰苦的鏖战。战斗力、体力和心理都达到了极限。况值炎夏，战死的将士尸体腐化，臭气难当。数量太多，无地掩埋，蚊、蝇、蚁，漫天遍地，双方军队中都开始流行疟疾、痢疾。两方的最高将领方先觉和横山勇都感染痢疾。

　　再战的日军显然吸收教训，军中普遍发筑城挖沟工具，每向前推进一步就修筑临时掩体。在等待空军的支援和重炮兵的到达后，调整战略更加猛轰阵地和衡阳城。阵地前仍旧是“肉弹主义”，300人一组赤膊上阵，轮番进攻。

　　日军炮火之猛让衡阳化为一片焦土。预10师工兵营营长黄仁化在太子码头阵亡，他的部下给他找一具棺材收敛尸体，第2夜，日军重炮打在棺材上，尸骨被炸碎。他的部下又收拾了一点碎骨存放在瓦罐中。不料当晚，日军炮火又将瓦罐打碎。由此可见日军炮火之密集。

　　主守城南张家山、五桂岭阵地预10师3个团、直属部队伤亡90%以上。战斗一线的连营级干部死亡殆尽，更不要说士兵。五桂岭争夺战，半天里晋升了5个营长，但又全部阵亡。张家山阵地预10师3营独立苦战。连、营长等相继阵亡。副营长继起指挥，奋战不退，死伤枕籍。

　　弹药无法补给。美军空投的迫击炮尽落入日军阵地。手榴弹耗达85%。士兵留下的用于被俘时自杀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先是以每枚1000法币收买，但仍然收不上来，方先觉只好下令强制搜索，藏匿不交者以汉奸论处，这样才好不容易收到百多发。

　　炮弹、迫击炮除留少数几发炮弹用于最后关头决死战外，其余火炮埋入地下。手头仅有虏获日军82厘米口径炮弹，但国军却是81口径迫击炮。情急之下砖石磨去炮弹1厘米，衡阳城里的能动的伤兵每日磨炮弹，双手磨得鲜血淋漓，而这不仅是力气活，尺寸大了，会炸裂自己的炮，尺寸小了又会落在自己的阵地上造成伤亡。

　　7月的中、下旬天气酷热，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双方默守一个战斗时间表，每日上午9时许，全线枪声停息，各自吃早饭休息；下午6时许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敌我相距不过数十米，双方说话都能听到。）于是厮杀一夜。

　　7月18方先觉召集4个师长开会，报告战况，说明从12日起（战至第26日），每晚向蒋委员长发出二字密码，战前蒋介石与方先觉相约战力不支时以此相告，以求得外援。但援军杳无音信。

　　经过连续5昼夜的拼杀，日军以伤亡约8000人的代价，打开了张家山、虎形巢两阵地。预10师直属部队和三个一线团，甚至杂役、炊事兵，都在惨烈的战斗中伤亡殆尽。

　　双方都到了心理承受的极限。于是，每日日军飞机轰炸时，投少量香烟、大量10元钞票大小的“归来证”、传单。传单上写着：“能征善战的第10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固性格。可惜足球场上胜负未卜：豪门对抗去留无定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

　　是的，按蒋介石的守城期限，10军早已完成任务，不仅超过十天，甚至已达一个月。衡阳城内粮食被日军炮火烧成焦糊，焦糊的粮食泡盐水也吃光，池塘内鱼虾、浮萍也早已捕采一空。更让人不忍的是伤兵遍地。野战医院在敌人的炮火下东躲西藏，伤员无药可救，每日都有伤员不忍痛苦而自杀。

　　8月4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最后的攻击。日军以5个师团，轻重炮100余门，炮弹40000发再发攻击。不再实行“肉弹主义”，而用架在四周高地的重炮，轰中国守军阵地。重炮之下，先前发挥作用的方先觉壕多被夷平，将士们就用阵亡的战友的遗体垒起来做掩体，与日军再战。4日夜，激战一天的杏花村北141高地9团6连全体与阵地同归于尽；西禅寺、天马山两阵地尸积数层，仍然固守。

　　日军的这次攻势，重新调配了力量，精于攻城战的58师星夜急行从长沙赶来，从衡阳正北面攻城。58师团发现了国军568团5连阵地外壕用于出外搜索蔬菜铺设的门板，用后忘记拆除，6日夜乘暗匍匐接近，利用这个通道突破了衡阳城北部外壕，打开了衡阳的缺口。

　　是日中午，巷战在衡阳城内展开。8团迫击炮连长发现衡阳市民医院附近一日军官正挥舞军刀指挥冲杀，便将最后的8发炮弹全部倾泻发出，愤怒的炮弹贯穿了68师团57旅旅团长吉摩源吉少将的腹部，使其一命呜呼。

　　直到7日惨烈的战斗仍在继续。青山街阵地连续被敌突入3次，3师7团3营营长王金鼎亲领官兵向敌投出20余枚手榴弹，王营长中弹殉国，此时全营官兵仅存12人，相与抚尸大恸。侯树德营长利用战斗间隙，收取王营长尸体火化，并将其骨灰悬于自己的腰际，发誓为王营长报仇，以疯狂的状态与敌拼命。

　　中午，方军长召师长齐集中央银行军指挥部，向重庆发出最后电文：“敌人今晨已由北城突入之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焦土一片的衡阳只剩几座残破的建筑，鸟瞰全市的钟楼还屹立在市中心，衡阳眼看将落入敌手，守军将士恸哭。

　　蒋鸿熙在战斗中侥幸活了下来。在衡阳之战中他三次负伤，第一次伤在头部，没有下火线，第二次中炮弹，全身伤八处，没及伤愈又上前线。8月3日在守卫天马山阵地中，蒋被敌密集的枪弹打断了右腿，退下战斗，从而躲过了8月4日开始的最后也是最惨烈的死亡之战。

　　8月3日晚上十点，大战前的最后一点平静，蒋鸿熙躺在担架上，怀里抱着仅有的一条军毯，一块面布和团长赠送的两盒针药，以不能赔着官兵同生共死的怅然去了医院。

　　“月亮却似乎比往常黯淡多了”。那一天晚上的月亮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人类历史上越是激烈的对抗与大战，通常都积聚了各方超常规的力量，1944年的衡阳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一个焦点，正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1944，作为太平洋战争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正受着内外煎逼。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第 6、7战区最精锐部队7个军，已经分批调遣印缅战场。史迪威一再向美国传递“中国情形至为暗淡”的信息。一号作战从黄河岸边到长沙，国军溃如流水，美国渐渐失去对蒋领导中国战区的信心。7月7日中国抗战纪念日，罗斯福来电祝贺，但“不料又突来一电，即以中国战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不仅如此，电文中还提到蒋介石最痛处：“言明共党军队亦在其内”。(蒋介石日记)

　　这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带来了美国希望国共合作的消息。就在衡阳开战后的第二天，6月23号在华莱士一再要求下，蒋终于同意美代表团访问延安。《纽约时报》以《延安—中国奇迹地区之城市》为题报道了延安士兵“穿得好，吃得好，也更有精神”，中共的改革使陕北贫瘠地区牲口繁殖，五谷丰登。毛泽东告诉美国代表团说，国民政府已经破产，并表达了组织联合政府的意愿。

　　在此时刻，对蒋介石来说，“中国尚有一线希望，则为方先觉之扼守衡阳”，“如果他在和华盛顿争执中国军队是否缺乏适当领导之际，国军能在此有杰出之表现，也可增进他与史迪威摊牌的手头力量”。(黄仁宇语)衡阳之战，此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两军对垒，而加上了政治、外交考量，衡阳已成为一枚棋子。

　　救援无效，衡阳危在旦夕，方先觉从7月12日每天发救援二字密码，8月2日蒋介石复电：“此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攸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以报国之决心以赴之……”这是一次明确的提醒，不成功便成仁。自此之后蒋便不许方先觉再发电请援。

　　而1944年的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美国占领塞班岛，4万余日军全军覆灭。6月15日，从印度调配来的美式B29轰炸机，正式从成都空军基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北九州的八幡制铁所。印缅战场上，日军进攻英帕尔的大规模作战惨遭失败，7月4日大本营中止该作战。面对颓局，一号作战成了日本的全部希望，日本报纸对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大肆渲染，衡阳之役日本人也报以极大的信心。第一波和第二波日军的伤亡情况还能见诸于各师团战史，但到第三波攻击，日军的伤亡情况便晦莫如深，直到今天也无处可查。

　　7月16日，在衡阳攻城日军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时，日本东条内阁全体辞职。8月1日，日11军司令横山勇中将由长沙飞赴衡阳亲自指挥攻城，阵前发下狠话，自8月4日起，三日内日军再攻不下衡阳，几个师团长一起到前线切腹。

　　几方力量施于衡阳，如雷霆万钧之力汇于针尖一点，如此压力已远非一个千尺小城所能承担，也非方先觉一军所能承受。我们不知道，当他向蒋发出“来生再见”的电文时，是何等心情，也不知蒋的“存亡大事自有天命”、“不成攻便成仁”的电文对他有何样的影响。

衡阳之战疑云

　　翻开日本关于衡阳会战的纪录，发现衡阳之胜对于日本来说远远不能算作是一个胜利。

　　《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井康一一语道破：“没有比这更空洞的胜利了”。 打通的大陆交通线上，实际上铁路不通，公路也不通。

　　力主一号作战的11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黯然去职，接替的井本熊男当面向大本营作战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提出：“一号作战”目标占领铁路沿线敌机场，已经意义不大，B29已经从成都或者重庆过来攻击本土，不久还会从塞班岛过来，现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已经没有意义了。衡阳会战后，应该中止“一号作战”。该作战具百害而无一利”。

　　日本陆军省全体，参谋本部除作战部以外，参谋总长、次长都全部主张中止“一号作战”。但是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坚持继续，并最终说服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居住台湾的原第十军军人们回忆：十军伤亡约15，000人，包括阵亡者6，000余人。城陷时，仍有7，000余伤患官兵，但作战资料全失，无法做更精确统计。日本关于衡阳会战日军伤亡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帝国陆军的最后：决战篇》死伤19，380人以上，其中将校战死390人，负伤520人。大本营向11军补充兵员10万。据116师团120联队长儿玉忠雄战后回忆：衡阳攻略后，120联队第一线中队已经没有军官，一个大队的兵力仅剩下150人，整个联队只有300~400人。日军步兵联队战时编制为3，500~4，000人，也就是说损伤达十分之九。

　　当时任陆军大臣秘书官的井本熊男在其著作中提到：“经过衡阳攻击战后，我方对于支那军士气之旺盛有了重新的认识，并不仅是实施了攻击的11军，包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以及大本营都改变了看法。”

　　不仅是对中国军队的看法有所改变，日本对中国用战争征服的姿态也得到改变。据大本营参谋、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佐孝著作《大本营机密日志》记载：1944年8月19日御前会议，根据世界局势，决定了今后的战争指导大纲，对“重庆”已经开始改变“一号作战”的以军事手段粉碎其抵抗的战略，“尽快采取有统制的政治工作，力争解决支那问题。”到了9月5日，决定“大让步的对重庆和平条件”。

　　衡阳会战消耗尽了日本最后一点力气。衡阳会战结束后，支那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继续“一号作战”，需补充兵员20万。而补充来的兵“多是骨瘦如柴的少年，走路摇摇晃晃”。日本自衡阳会战后在中国几乎再没有什么胜仗。衡阳可以说是日本走向完败的转捩点。

　　但是，衡阳之战对于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意义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认识。衡阳以一个小城的牺牲，10军以一个军的壮烈，赢得的竟然是长期的默然对待。王选在研究日本的史料后慨然而曰：“衡阳会战的研究，长期以来被“投降”二字绑架了”。

　　衡阳会战现在已经过去68年，但向来围城47天援军为何不至和为何方先觉向日军投降功亏一篑众说纷纭，成为衡阳会战最大的疑云。来自日本的资料虽然不能完全解答这两个问题，但至少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些参考。

　　8月7日晨5点，日军第5航空军配合进攻大举轰炸，58师团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进入衡阳市街，11点占领了小西门一带。防守大西门的28团团长曾京看到敌人快攻到军部，带领几十个士兵去救援军长，请求军长突围。遭到军长斥责：“不要管我，守住你们阵地，赶快回去。”下午3点局势更加不支，方先觉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文，拔枪自杀，被部下抢下。

　　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三条：自杀、突围、被俘。突围已有先例。常德守军余程万率300部下突围，差点被蒋介石枪毙，到衡阳之战时余还关在牢里，等待处置。衡阳城里有7千伤病员，方先觉拒绝了部下多次突围的提议。

　　十军预10师师长葛先才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8月6日深夜，3师师长周庆祥至处，提议以军、师长的性命、荣誉换取伤兵的性命，即预备和谈，停止抵抗。

　　日军57旅团某部战史记述：7日“17：00，湖南的山河让人感到初秋早临的傍晚，整个战线一片沉寂。有报告说：“敌人那头有些奇怪，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会，见敌人阵地上一面三角形的白旗左右挥动，好像在打信号。“升白旗了”，“敌人投降了”，不知谁大声喊了起来，白旗陆续出现，有远有近。”

　　对于投降一说，方先觉给予坚决反驳。古屋奎二在编撰《蒋介石秘录》时曾经在台北访问方先觉，方说：“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方说日11军使者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方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

　　不仅方先觉不承认投降，十军的老兵也不承认。

　　首先提出议和的3师师长周庆祥的儿子曾对媒体说，蒋介石和方先觉战前曾有秘约，在战到只剩下文员和伤兵的情况下，可以停止战斗；方先觉的儿子方略说，“事实上到了第46天，我父亲已经被架空了。因为那天军内有人向日本人打出了白旗。我父亲是没有下这个命令的，只能是军内其他人在最后关头把他架空了，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方略说，后来蒋介石问到投降是不是有人安排的，他的父亲没有作答。“所以后来1948年国共两军在山东打仗，有个师长在战场上被副官背着跑下来，说是被炮弹震晕了。但是蒋介石还是把这个师长枪毙掉了，说他临阵脱逃。这个师长就是当年在衡阳守军里的一个。”方略虽然没有说出这个师长是谁，但查资料就可知道，被枪毙的那个师长，就是周庆祥。

　　日本资料显示，日11军司令横山勇对白旗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是方先觉的缓兵之计，实际是拖延时间等待外援。于是横山勇命令野战重炮兵部队，不惜消耗全部备用炮弹猛烈炮击，即使天黑后也不可停止，并通报全体部队，一齐强势进攻。

　　“一号作战”计划制订者，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认为：“敌军长方先觉带领4名师长也来向我们投降。然而一部分敌军仍在继续作最后抵抗，其斗志确实不可轻侮，（略）必须指出，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队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

　　甚至有日本参战者说，衡阳之战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悬战。“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5分钟。”

　　围城40多天来，援军始终不至。一向以来的说法以“见死不救”、“窝里斗互相拆台”、“保持实力不肯下死力救援”等为主。

　　衡阳之战时担任尖兵中队队长的武冈淳彦战后绘制了“衡阳会战战略构成图”用于给日军陆上自卫队作内部教材，这张图显示，日军对衡阳解围部队早有防范。日军最先调116师团和68师团夹攻衡阳，后增加58师团攻城，形成一个围绕衡阳的攻城圈。此圈之外，又布署了34、27、3、13、40五个师团形成另一包围圈，此圈用于对付国军解围部队，牵制增援力量，并可随时加入到攻城中来。也就是说日军用于对付解围部队的力量远远大于攻城部队。

　　7月11日日军第二波攻城，解围是蒋介石亲自主持的。7月20日解围的62军进展至衡阳西南约7公里处，西北增援的79军离衡阳8公里。24到25日前后，援军外围攻势达到最高点，火车西站一带的前锋和衡阳守军的第一线相距不到1公里，中间隔着薄薄的一层日军阵地，堡垒里日军机关枪两面开出火口，一会向外打援军，一会又转过来打守军。在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援军前赴后继的奔进着，奋斗着。

　　“攻略和解围开始大比拼，就看哪个先一步。蒋总统亲自制定的解围要领电文被破译，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到师的攻击方向和目标，可以看出，是何等的拼死督战。”

　　蒋介石的电文遭日军破译，可以确信的是7月23日蒋的作战指导8条指示各部队攻击目标和方向的电文遭到破译，并于24日通告日军11军各部队。

　　但是被围的方先觉不知道这些。7月20日，第十军与援军62军电台取得联络，约定互为策应，方军长命特务营精选150人，编成5个突击排，由营长曹华亭率领，利用夜暗，冒险突围。天明前，抵达城西南五里亭，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援军，其时援军已经撤退。失望之极的曹华亭没有选择就此逃走，而是于21日夜，又冲破日军阻击，回到衡阳。一来一去，特务营只剩下15人。特务营都能打出去，又打回来，为什么援军打不进来？到今天为止，活着的老兵还在问这样的问题，只是没有人可以解答。援军不至，军心动摇。军部有人随口唱京剧《杨家将》：“不提那援军则还罢了，提起那援军令人失望。”

　　日40师团236联队作战主任佐佐木春隆，战后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陆上防卫学教授，他说：“中国各路援军似乎不是协同行动，各打各的，中国军队地域性排他性的弱点明显暴露。”这一句话，大概是说到了中国军队的要害之处。

　　援军第62军与第79军向衡阳齐头挺进，但事前未协定妥当，第62军突进衡阳南郊时，第79军未能适时到达；迨第79军攻至衡阳西郊时，第62军已被敌迫向铁观铺以南退却。两军各以不同时间为敌各个击退，实为不能协调作战之过。

　　8月3日，衡阳最后的时刻。蒋介石下令：“着第62军不顾一切牺牲，再迅速奋勇前进，如达到衡阳解围，官升级，兵有赏。”

　　与62军短兵相接的是布署在衡阳西面的日40师团。这个师团在衡阳会战中主要是布署在第二圈打中国援军的。其师团参谋和田敬道回忆：中国援军连日来十数架飞机压阵，配合进攻。与日军40师团234联队进入短兵相接，234联队长户田义直将联队军旗送交后方，要带着主力出击，被特别具有威力的炮火阻止。两军恶战苦斗了8天，伤亡惨重。据8月5日调查，一个中队最少剩下2名，最多只剩下24名，包括轻伤上阵者在内。并且日军的弹药全部耗尽，后来靠扔石头，或捡起没炸的中国军队手榴弹回击。

　　就算这样，中国军队还是没有打开日军的防御圈铁箍。

　　由此看来，衡阳一役真的是只要再坚持最后五分钟，就会出现彻底的乾坤大扭转。

青山处处埋忠骨

　　方先觉在被俘后被日军关押在市南郊的天主教堂。11月18日在内外策应下逃出。12月11日到达重庆，受到英雄式的接待。蒋介石似乎忘记了自己曾发过“不成功便成仁”的电文，方先觉也不提“来生再见”之事。蒋设宴招待方，并授方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时奇谈。

　　方先觉的小儿子曾说，我爸爸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死在衡阳。晚年的方先觉在台湾整天叼一支烟，但不抽，呆坐不语。从他为投降一事的辩解来看，此事成为他挥之难去的一道恶影，时时啃啮着他的军人荣誉感。“功高盖世，只欠一死”。中国自汉武帝李陵时对军人战败的文化认知观，一直延续到方先觉身上，以至于有人说，方先觉是当代李陵。

　　然而，方先觉在他的敌手那时，却得到了最高评价和敬仰。日本战史里说：“衡阳的第十军具有作为真正军人的，就如中国的战史里说的’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

　　对一个军人，还有什么评价比为国捐躯更崇高，更让人欣慰呢？

　　日军赫赫有名的116师团133联队，又称黑濑联队，联队长黑濑平一是化学战专家，因战绩出色屡受嘉奖，衡阳会战这个联队只剩下331名兵力。其联队史记里说：“8日上午，衡阳的敌守将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中将，与4名师长和1万3千名守军，正式降我军门。不能说衡阳守备军是打败了，他们45天来善战耐斗，以大陆战场的中国军队从未有过的顽强和坚忍不拔的抵抗，打出了一场表现了民族意志的勇战。”

　　1983年，方先觉在台湾病逝。1984年，衡阳保卫战40周年，原日军11军官兵70多人组团去台湾祭拜方先觉。1986年3月3日，方先觉三周年忌日，原11军100多名军人赴台再吊方先觉。战友会代表所致悼词如下：

　　“衡阳之役，贵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坚守48天之久，使日军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实为80年来战争史上所罕见。反过来说，假如日军防守那样的阵地，在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很难出现重创敌军坚守48天的奇迹，我认为世界战争史上，没有能和方将军当时的巩固防御可以比美的了，而当时担任防守的中国第十军，也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军队。”

　　“直到现在，原日本的军人中还传颂着衡阳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苦战精神，聚会的时候，总是异口同声的称赞中国守军的勇敢和各级指挥官的出色指挥。战友会上，不说上几句赞美方将军的话，就不会散会。”

　　衡阳战后一年，蒋介石派十军30师师长葛先才到衡阳为死难军人收骨，立碑纪念。30师是守衡阳南部阵地的主力，伤亡最为惨重。葛先才在回忆录里写道：“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零乱的、随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顾地弃置在那里；而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3000余肢骨和颅骨码放得整整齐齐，仿佛士兵整装列队准备出发。

　　遗憾的是，此碑现已不存。解放后原立碑之处，因建气象站而夷平。

　　日本的传统也是从不丢弃战士的遗骨，就算是最困难的时刻，不能全身火化带回，他们也会带回一部份肢骨的骨灰，日本人相信，这样可以带着亡者的灵魂回家。但衡阳是日本人唯一没能收骨的战场。

　　身既死兮神以灵，于魂魄兮为鬼雄。

　　蒋鸿熙在纪念方先觉军长的文章里引用了屈原的两句诗，这两句诗用来悼念68年前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的为国捐躯者，十分恰当。

　　衡阳战后，蒋鸿熙拖着伤腿辗转逃亡，倍受艰辛。伤腿历426天痊愈后人已残废。1946年方先觉两次写信一次打电话招其回部队，但蒋鸿熙想到有弟弟和侄子在共产党部队里，害怕出现战场上亲人枪口相向的局面，遂拒绝，一直在家乡教书。1980年代台湾十军老兵相聚时，大家都以为蒋在衡阳阵亡了，而此时蒋正在大陆的河南，一个全部姓卢的村庄里重病缠身孤独死去。蒋鸿熙曾被打成右派，又是国民党军官，还和蒋介石一个姓，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继承他的蒋姓。在河南的这个村庄，外姓人不能埋进卢家家族墓，于是蒋鸿熙被单独埋在荒坡上。

　　本文写于2012年，本文转发自公号地平线NONFICTION。

　　作者简介

　　南香红

　　作家，中国非虚构写作践行者，其对北京旧城改造、细菌战诉讼、三峡工程、新疆系列等题材，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作品以历史的记录价值和文本的阅读价值被业界评价为“对抗时间的写作”。

　　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中国财富》杂志主编。

　　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等专著。

　　图片来源|公众号“西葫芦”（ID:westhulu）